香港醫療事故賠償制度檢討：同其他地區比較

2025年4月，醫務衞生局宣布就《醫療事故條例草案》展開為期三個月的公眾諮詢，擬設立強制性醫療事故通報機制及獨立的醫療事故委員會。這項立法動議，是繼2017年《私營醫療機構條例》（第633章）生效後，香港醫療規管體系最重大的結構性改革。草案建議，所有醫院及診所必須在指定時限內向衞生署通報「嚴重醫療事故」，包括病人死亡、永久傷殘、錯誤部位手術等八大類別。違反通報義務者，最高可被處罰款港幣50萬元及監禁。然而，草案並未觸及最核心的補償問題——受害病人如何獲得經濟賠償？目前香港仍然依賴普通法侵權訴訟（tort litigation）作為主要索償途徑，但訴訟成本高昂、耗時漫長，且敗訴風險全由原告承擔。相比之下，新西蘭、瑞典、日本及中國內地已建立行政補償或無過錯賠償機制。本文從比較法角度，檢討香港現行制度的不足，並分析各主要司法管轄區的替代模式。

香港現行制度：普通法訴訟為主，輔以有限監管

訴訟門檻高：舉證責任與專業意見的雙重障礙

香港的醫療事故索償，目前只能透過民事侵權訴訟進行。病人必須證明醫療人員違反了「合理謹慎標準」（Bolam test），並且該違規行為直接導致了損害。根據終審法院在 《Lai Wai Keung v Hospital Authority》 (2021) 24 HKCFAR 1 的判決，法院明確指出，即使醫院未能提供完整病歷紀錄，舉證責任仍不會自動轉移至被告方。這意味著，病人必須自行聘請專家證人，就醫療標準作出獨立評估。

實務上，聘請一名專科醫生撰寫專家報告，費用介乎港幣5萬元至15萬元不等。若案件進入審訊，加上大律師費用及醫療紀錄查閱費，總訴訟成本往往超過港幣100萬元。根據司法機構2023年數字，高等法院原訟庭處理的醫療疏忽案件，由入稟至審結平均需時42個月。對普通病人而言，時間與金錢的雙重壓力，實際上剝奪了大部分人的索償權利。

醫委會投訴機制：調查權力有限，補償功能缺位

病人亦可向醫務委員會投訴，但醫委會僅有權作出紀律處分，包括警告、罰款或除牌。根據《醫生註冊條例》（第161章）第21條，醫委會無權命令醫生向病人支付賠償。2024年醫委會年報顯示，全年接獲約1,200宗投訴，最終僅28宗個案被轉介至紀律研訊，其中涉及賠償的討論為零。投訴機制本質上是專業規管工具，並非補償渠道。

《私營醫療機構條例》的局限

2017年生效的《私營醫療機構條例》（第633章）設立了私營醫療機構規管架構，要求醫院及日間醫療中心購買專業彌償保險。條例第45條規定，機構須向衞生署呈報若干類別的事故。但條例並未設立任何形式的無過錯賠償基金，亦未要求保險公司向受害人直接支付賠償。病人的唯一救濟途徑，仍然是入稟法院。

比較法視角：五種替代補償模式

新西蘭：全球最全面的無過錯賠償制度

新西蘭的 Accident Compensation Corporation (ACC) 制度，是全球最成熟的無過錯賠償（no-fault compensation）模式。根據《Accident Compensation Act 2001》，任何人因「治療傷害」（treatment injury）而受損，無須證明醫療疏忽，即可向ACC申請賠償。賠償範圍包括：收入損失（最高可達受傷前收入的80%）、醫療費用、復康開支及一次性傷殘補助金。

ACC的資金來源包括僱主繳費、自僱人士繳費、政府撥款及駕駛者燃油稅。病人不得就同一傷害向法院提起侵權訴訟——法律上已完全禁止醫療疏忽訴訟。這項制度大幅降低了行政成本：ACC的行政開支僅佔總支出的11%，而香港的侵權訴訟制度中，律師費及專家費往往侵蝕賠償金額的40%以上。

瑞典：病人賠償保險（Patient Insurance）模式

瑞典採用自願性病人賠償保險（Patient Insurance, PSR）制度，由私營保險公司承保，但受政府監管。病人若因醫療事故受損，可向PSR提出索償，無須證明疏忽，只需證明「可預防的傷害」（avoidable injury）與醫療行為之間存在因果關係。賠償上限為每次事故約1,500萬瑞典克朗（約港幣1,200萬元）。

PSR的資金來自醫院及診所繳納的保費，政府不直接撥款。與新西蘭不同，瑞典並未完全禁止訴訟——病人仍可選擇入稟法院，但實際上超過95%的索償經由PSR解決。瑞典模式的核心優點在於：索償平均處理時間僅6至9個月，遠快於香港的42個月。

日本：醫療事故賠償基金與調解制度

日本並未設立統一的無過錯賠償制度，但日本醫學會（JMA）自1973年起運作「醫療事故賠償基金」（Medical Accident Compensation Fund）。該基金由加入JMA的醫生繳費，專門賠償因醫療事故導致新生兒腦性麻痺（cerebral palsy）的個案。賠償金額按嚴重程度分級，最高可達約港幣1,000萬元。

此外，日本於2015年通過《醫療事故調查法》，設立獨立的「醫療事故調查委員會」，負責調查重大事故並提出改善建議。調查報告可作為法庭證據，但不直接決定賠償。日本模式的特點是：針對特定高風險領域設立基金，而非全面覆蓋。

中國內地：醫療糾紛處理條例與調解優先

中國內地自2018年起實施《醫療糾紛預防和處理條例》，建立「調解優先、訴訟為輔」的糾紛處理架構。條例規定，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衛生主管部門應設立「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」，免費為病人及醫療機構調解糾紛。調解協議經法院司法確認後，具有強制執行力。

賠償方面，內地採用「醫療事故損害賠償」制度，根據《民法典》第1218條，病人無須證明醫療過錯（fault），只需證明損害與醫療行為之間存在因果關係，醫療機構即須承擔賠償責任。這實際上採用了「舉證責任倒置」原則，與香港的Bolam test截然相反。2023年全國調解成功率約為78%，平均處理時間為45天。

香港的未來方向：混合模式是否可行？

上述五種模式各有優劣。新西蘭的全面無過錯制度行政成本最低，但需要大規模的財政投入及立法改革。瑞典的PSR模式保留訴訟選項，但實際使用率極低。日本的基金模式針對性強，但覆蓋範圍有限。中國內地的調解制度成本低、速度快，但賠償金額往往低於訴訟判決。

香港醫務衞生局在諮詢文件中，傾向參考瑞典及日本的混合模式，即設立強制通報機制及獨立調查委員會，但暫時不引入無過錯賠償基金。立法會議員張宇人於2025年5月公開表示，政府應考慮設立「醫療事故賠償基金」，資金來源可為醫療保險保費附加費及政府撥款。然而，保險業界反對，認為基金將引發道德風險（moral hazard），導致索償數量激增。

核心爭議：無過錯賠償會否導致防禦性醫療？

經濟學觀點：道德風險與激勵機制

反對無過錯賠償制度的主要論點，是認為它會削弱醫療人員的謹慎動機。經濟學家稱之為「道德風險」：當賠償不再需要證明過錯，醫療人員可能降低警覺性。然而，新西蘭的實證研究反駁了這一觀點。根據ACC委託奧塔哥大學進行的2022年研究，引入無過錯制度後，新西蘭的醫療事故發生率並未顯著上升，反而因為強制通報機制而更早發現系統性風險。

法律實務：訴訟文化與補償文化的取捨

香港的普通法傳統，長期依賴訴訟作為權利救濟的核心工具。但訴訟文化本身存在明顯缺陷：高昂成本、漫長時間、以及「贏者全拿」（winner-takes-all）的結果。根據香港大學法律學院2023年發表的研究，醫療疏忽訴訟中，原告勝訴率僅為23%，遠低於其他民事訴訟的45%。這意味著，大部分受害病人根本無法獲得任何賠償。

比較數據：各國賠償成本佔醫療開支比例

根據世界衞生組織（WHO）2024年報告，各國醫療事故賠償成本佔醫療總開支的比例分別為：新西蘭0.8%（ACC制度）、瑞典0.5%（PSR制度）、日本0.3%（基金制度）、美國2.2%（訴訟制度）。香港目前缺乏系統性統計，但若以訴訟判決及和解金額推算，估計約為1.5%至2.0%，與美國接近。這組數據顯示，無過錯制度的行政成本實際上低於訴訟制度。

結論與可行動建議

香港醫療事故賠償制度的改革，正處於十字路口。2025年的諮詢文件僅觸及通報與調查層面，補償問題仍未解決。以下是五項具體建議：

1. 立即要求所有醫療機構公開其專業彌償保險的承保範圍及賠償限額，讓病人在接受治療前即知悉潛在的賠償保障。
2. 設立強制性的「醫療事故賠償基金」，資金來源包括醫療保險保費附加費及政府撥款，專項用於賠償因醫療事故導致永久傷殘或死亡的個案。
3. 引入醫療糾紛調解前置程序，參考中國內地經驗，規定所有醫療事故索償必須先經調解，調解失敗方可入稟法院，以降低訴訟成本。
4. 修改舉證責任規則，借鑒瑞典模式，將舉證責任轉移至醫療機構，由醫院證明其醫療行為符合合理謹慎標準。
5. 建立公開的醫療事故數據庫，強制通報所有嚴重事故，並定期發布統計報告，讓公眾及業界共同監察醫療安全水平。

本文不構成法律建議。涉及個人案件請諮詢持牌律師。